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要“堅守中華文化立場，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”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(fā)展座談會上指出，“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，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”。綜合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，可將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凝練概括為“一統(tǒng)”“二魂”“三事”“四維”“五常”“六德行”。“一統(tǒng)”，指我國自古以來便具有的“大一統(tǒng)”理念，它根植于我國人民的思維模式中，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價值；“二魂”，指“自強不息”與“厚德載物”的精神，它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(fā)展、歷經(jīng)磨難又不斷浴火重生的基因密碼；“三事”，這里指“正德”“利用”“厚生”，此三點體現(xiàn)了我國在正確理念指導下應有的治理方式，是中國文化的突出品質和精妙總結；“四維”，指“禮義廉恥”，是管仲提出的維系國家的四項道德準則，他提出用此四維治國，則可使人民行為方正、邪事不生；“五常”，指儒家提出的“仁義禮智信”，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(fā)展當中，是我國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之一；“六德行”，指具體實踐中“正德與力行”的六種方式，即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“講仁愛、重民本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。此六者以“仁愛”為一切基礎，相互貫通、緊密聯(lián)系，是具有嚴密邏輯、高度自洽的有機整體。

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理念

“大一統(tǒng)”最早見于《公羊傳·隱公元年》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統(tǒng)也。”這里的“大”字有“尊大”“重視”的含義，而“一”即“元”，“統(tǒng)”乃“始”的意思。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政治理念起源于三代，在秦朝變?yōu)楝F(xiàn)實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中記載，“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統(tǒng)”，便是描寫的這一狀態(tài)。漢代董仲舒則借政治上的大一統(tǒng)，以“古今之通誼”觀念，推進了思想上的“大一統(tǒng)”。此后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都以統(tǒng)一天下為己任，以中華文化的正統(tǒng)自居，由此形成的多民族的大一統(tǒng)和各民族多元一體，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(yōu)勢。

習近平總書記在《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》中指出，“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，中華民族創(chuàng)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，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，包括大道之行、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，六合同風、四海一家的大一統(tǒng)傳統(tǒng)”[1]。 可見，大一統(tǒng)的思想觀念作為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，對國家的統(tǒng)一和穩(wěn)定一直起著關鍵作用。

“自強不息”與“厚德載物”

“自強不息”與“厚德載物”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髓之一，出自《周易·象傳》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“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，即“君子應該怎么做”，這是我國古人對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。

孔子曾以“自強不息”為“君子”立“標的”，強調“所謂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怨，仁義在身而色無伐，思慮通明而辭不專。篤行信道、自強不息，油然若將可越，而終不可及者。此則君子也”（《孔子家語·五儀解》）。“厚德載物”，即有容乃大、虛懷若谷的人生態(tài)度，古人也以此作為“君子”人格的一部分。相對“自強不息”于“奮進”中求“中”道，“厚德載物”意味著“厚重”中求“中”道。在古人看來，“厚德載物”是“土之體”，“萬物歸根復命”即是歸于這個“體”。

“自強不息”“厚德載物”概括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質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“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的思想，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、薪火相傳，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”[2]。繼承和弘揚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的精神品質，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信任，由小到大、由弱變強、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。

“正德”“利用”與“厚生”

《尚書·大禹謨》有云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養(yǎng)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惟修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惟和。”此是“六府三事”這一概念的來源。如何把三者結合起來達到“惟和”的狀態(tài)？唐代孔穎達曾說：“人君自正乃能正下，故以正德為先，利用，然后厚生，故后言厚生。厚生謂財用足、禮讓行也。”在他看來，所謂“三事”，即達到“善政”的三條并行不悖的進路。

國無德不興，人無德不立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政德建設，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形成了以“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”為核心的新時代政德觀。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“做人要有人品，當‘官’要有‘官德’”[3]，并提出了五條好干部的標準，即：信念堅定、為民服務、勤政務實、敢于擔當、清正廉潔。這與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的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我們黨倡導的新時代政德，既傳承了中華文明血脈，又突破了歷史上政德觀的局限性，被賦予更高的標準和內涵。

“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”

“四維”之說出自《管子·牧民》：“何為四維？一曰禮，二曰義，三曰廉，四曰恥。”管仲認為，“一維絕則傾，二維絕則危，三維絕則覆，四維絕則滅”，欲以此說明“治國之道當以何為憑”的問題。關于“禮義廉恥”的問題，現(xiàn)代人其實談論的范圍更廣，并在繼承了古人言論的基礎上，又有了新的發(fā)展。比如張岱年先生對“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”這句話的肯定，就是從其對學術發(fā)展的建構意義來看的。張岱年先生認為，儒家之所以被很多人譏為“迂闊”，乃是相比較來說忽略了對實際問題的探索，管子的學說正是很好地彌補了這一點，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。

每個時代都有屬于每個時代的精神和價值觀念。國有四維，禮義廉恥，“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”，就是古人對當時核心價值觀的認識。而與“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”的傳統(tǒng)價值觀相比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一步豐富了全民共享的道德世界，指明了當代中國人所共同信奉的價值追求和評判標準，是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國家、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保障。

“仁義禮智信”

孔子提出了“仁、義、禮”，孟子將其延伸為“仁、義、禮、智”，董仲舒又擴充了“信”，后稱“五常”。東漢班固所著《白虎通德論》對“五常”的含義有詳細闡釋：“仁者，不忍也，施生愛人也；義者，宜也，斷決得中也；禮者，履也，履道成文也；智者，知也，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；信者，誠也，專一不移也。”在韓愈看來，“五常”是性之所具，是先天存有的，與之相對的是喜怒哀懼愛惡欲“七情”，是后天習染的，故韓愈常言，性與生俱生，情乃是接于物而生。此后，周敦頤、程頤等皆有相似論述。“五常”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體現(xiàn)了中華傳統(tǒng)美德的核心內容。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我們要對傳統(tǒng)文化進行科學分析，對有益的東西、好的東西予以繼承和發(fā)揚，對負面的、不好的東西加以抵御和克服，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，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(tài)度。”[4]對待“仁義禮智信”，我們既要摒棄其中不適合當下發(fā)展的元素，又要發(fā)揚其中的積極因素，使其適應社會發(fā)展的變化和時代精神的進步，立足當代語境對其進行新的闡釋，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，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重要思想源泉。

“講仁愛、重民本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

2014年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，“要認真汲取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，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(chuàng)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，深入挖掘和闡發(fā)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講仁愛、重民本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的時代價值，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成為涵養(yǎng)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”。他的重要講話，深化了我們對中華文化豐富內涵的理解和認識。

具體來看，“仁愛”是中國傳統(tǒng)儒家文化的核心內涵，是個體通向共同體的交往方式和規(guī)范，奠定了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，各級黨員干部“必須增強仁愛之心，當好人民群眾貼心人，及時解決群眾所急所憂所思所盼”。

“民本”，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現(xiàn)為對勞動人民的尊重、對百姓的撫恤等。習近平總書記常提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”，“政之所興在順民心，政之所廢在逆民心”，無不體現(xiàn)著深厚的為民情懷。

“誠信”，是一個道德范疇，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習近平總書記在《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“海上絲綢之路”》的講話中指出，“人與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，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”，強調了誠信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。

“和合”，中華民族歷來崇尚“和為貴”“和而不同”“協(xié)和萬邦”等。2018年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時強調，要“秉持‘世界大同’、和合共生的傳統(tǒng)理念，主張各國文化相互尊重，交流互鑒”。

“大同”，出自《禮記·禮運》“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”。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，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指出，“世界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，要穿越驚濤駭浪、駛向光明未來，必須同舟共濟，企圖把誰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”。世界各國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，唯有深刻認識到命運與共的現(xiàn)實，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，才有可能戰(zhàn)勝重重挑戰(zhàn)威脅，走向光明。

中華文明有五千多年歷史，孕育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，完全可以為克服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提供智慧和啟迪。中華文明“講仁愛、重民本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的精神特質，貫通著身心、人我、群己、家國、天人等重大主題，與中華文明發(fā)展的新形態(tài)亦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緊密相連，值得進一步深化研究闡釋。

總之，在中華民族不斷走向繁榮復興的今天，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、文化品格、價值追求，傳承中華文化精髓、凝練中國精神標識，具有強烈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幾千年來，我們自覺地建構了一個以“一統(tǒng)”“二魂”“三事”“四維”“五常”“六德行”為主體、以“立地上以承天，承天道以隆人”的德性為基礎、以“人者，仁也”的認識為核心的中華文化“四梁八柱”，它包括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及行為方式，囊括自然界、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等方方面面，與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密切相關，具有極高的理論與實踐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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